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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写作中,得到香港地产界及有关各方面的新旧朋友的大力支持,从百忙中抽出宝贵时间接受笔者采访、介绍重要的研究线索、提供有价值的历史资料、珍贵图片,以及各种方便等。没有他们的热情帮助和鼎力支持,本书实难以完成。笔者在此特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是:香港地产界来前辈、国际鸿星投资集团董事长吴多泰博士,前香港特区政府规划署署长、香港大学名誉教授潘国城博士,恒基兆业地产有限公司地产发展部副总经理梁树进先生,香港测量师学会会长吴恒广太平绅士,香港注册专业测量师苏振显先生,新鸿基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陈钜源先生,中原地产代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施永青先生,香港地产代理商总会会长伦志炎先生,中银集团研究部高级研究员谢国梁先生,香港贸易发展局经济师潭思洛先生,历史学家高添强先生和郑宝鸿先生等。笔者还要特别感谢潘国城博士在百忙中抽出宝贵时间审阅本书并撰写序言,对其隆情厚谊,笔者铭感于心。远东会的成功,刺激了华商在证券业的发展。1971年3月和1972年1月,由胡汉辉、陈普芬分别倡导的金银证券交易所有限公司和九龙证券交易所有限公司相继成立,形成所谓“四会并存”的局面。远东会、金银会、九龙会的相继成立,一方面顺应社会潮流,满足新兴工商企业对上市的殷切需求;另一方面也刺激了公众人士投资股票的兴趣,加上当时政治环境已趋稳定、外资金融机构介入以及大量海外热钱的涌入,形成了70年代初期的股市狂潮。据统计,反映香港股市走势的恒生指数在1967年8月底是58.61点(1964年7月31日为基准日,该日指数是100点),此后节节攀升,到1971年底收市报341.36点,在不到4年半时间内升幅高达4.8倍。1972年起,香港股市进入狂热阶段,升势加速,1973年3月19日达到最高峰的1 774.96点,短短一年多时间升幅高达5.3倍,每月复合增长达13%之多。〔1〕沙田第一城从70年代末动工,到80年代末完成,前后亦历时10年,实现了沧海蜕变成现代化社区的理想。第一城首期在1981年4月推出时,正值地产高潮,首7幢逾1 000单位旋告售罄,发展商于是加推7幢,但因供应量太大,不久便滞销,部分炒家“炒■”楼花,蚀本回吐,对发展商销售形成阻力。因此,在不少炒家心目中,沙田第一城的推出,是80年代初地产炒风步入调整的标志。新澳门葡新京〔16〕 林惠莹、方中日著:《黄志祥谈信和“生仔”》,载香港《信报财经月刊》第5卷第1期,第30页。

新澳门葡新京恒基的算盘可说打得相当精细,即使到了八九十年代,它仍坚持早年在市区收购旧楼的策略,以最大的耐心,经长年累月,将逐层楼、逐吋土地收购回来。恒地还发明“袖珍楼”、“袖珍铺”,将市区内狭小的地盘建成袖珍式的住宅和店铺,表面上总体楼价不高,但平均每方尺的价格及利润都相当惊人。为配合增加土地供应,特区政府决定重新检讨兴建房屋的架构和程序。事实上,繁冗的批地和建筑审批程序已成为影响公、私营房屋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政府的资料,现时房委会属下公屋和居屋的平均筹建时间为62个月,已经比1994年前的72个月加快速度。(见表6.3)董建华在施政报告中提出,要通过对房屋委员会和房屋协会在规划和发展程序方面的检讨,缩短公屋建设所需时间,其中,房委会的建屋时间从62个月缩短至47个月,而房协的建屋时间则从52个月缩短至46个月。利氏家族的希慎集团是香港老牌的地产商,早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已是铜锣湾的大业主,战后更开辟利园山,先后建成波斯富街、利园山道、恩平道、新会道、新宁道上的许多住宅楼宇。1981年9月,香港股市牛气冲天,恒生指数第二度冲破1700点大关,利氏家族将位于铜锣湾的5幢收租物业,包括希慎道1号、礼顿中心、兴利中心、新宁大厦及新宁阁等组成希慎兴业有限公司,并在香港上市,集资5亿元。当时,希慎兴业可谓一家纯地产收租公司,拥有出租物业约123万方尺。

中区商厦拆建热潮所致,连有悠久历史的香港会所也不能幸免。香港会所坐落在皇后像广场毗邻,是区内硕果仅存的维多利亚风格建筑。该会所的拆建,曾因遭受众多会员的反对而搁置。然而70年代后期,地产市道空前畅旺,引起不少地产商的垂涎。结果,这座有百多年历史、古色古香的建筑物终于难逃被淘汰的历史命运,取而代之的是一幢设计别出心裁,外形独特而富有艺术色彩的新香港会所大厦。该大厦于1984年建成,楼高21层,另有两层地库,楼宇面积28万方尺。全部建筑费由负责兴建的置地支付,约2亿元。置地将与香港会所平分租金收入(以当时楼价估计,该大厦每月租金平均可达600万元至700万元),但25年后权益将归还香港会所。〔8〕当时,香港的楼价并非建立在经济发展水平和一般市民的支付能力上,当消费者的工资收入远远追不上楼价升幅时,楼价下跌便势所难免。1981年,香港地产市道已转趋呆滞,空置单位大增,1980年新建住宅楼宅中,空置率已高达41.3%,大量单位滞留在大小炒家手中。地产市道的下调,只是迟早的问题。在写字楼方面,由于受到香港经济结构转型、服务业急速发展的影响,需求不断攀升,致使空置率从1983年高峰期的20%左右回落到1989年初的2.2%。短缺情况最严重的首推中区甲级写字楼,期间虽有交易广场、奔达中心、太古广场等多幢高级商业大厦相继推出,中区甲级写字楼空置率仍跌至0.5%。写字楼的严重供不应求刺激租金、楼价急升。以中区交易广场为例,1987年底每月每方尺租金约31至35元,到1988年底已升至55至62元,1989年上半年更创下每月每方尺租金85元的历史最高纪录。当时,中区甲级写字楼租金经过持续3年攀升,已位列全球第三高位,仅次于东京和伦敦。高租金迫使非金融性行业从中区向湾仔、铜锣湾及尖沙咀等传统商业区迁移,进而推动这些地区租金的上升。1989年初,湾仔区甲级写字楼每月每方尺租金亦已上升到40元水平。新澳门葡新京大批地产公司在香港挂牌上市,得以充分利用股市功能,它们透过公开发售新股、配股,或将股票向银行按揭贷款,筹集大量资金去拓展业务,或在股市中收购兼并,迅速壮大公司的资产规模,实力作三级跳。这是香港地产业继40年代末50年代初首创“分层出售、分期付款”售楼制度之后,所取得的又一次空前大发展。将股市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当数被誉为香港“地产五虎将”的长江实业和新鸿基地产。

华懋集团的创办人王德辉,祖籍浙江温州,1934年出生,1949年举家迁移香港,朝鲜战争爆发时,适值父亲生意失败,王德辉停学协助父亲重整经营化工的华懋公司。60年代,王德辉看好香港地产前景,遂与其妻子龚如心创办华懋置业有限公司,开始投资地产。当时,王德辉对地产建筑一窍不通,但却肯虚心学习,每晚工余都拿着一叠图则,向邻居一位建筑老行尊请教,直到摸清路向,才购地建楼。1967年地产低潮时,王德辉凭独到眼光,抓住良机在荃湾一带购入大量地皮,其后人心回稳,百业待兴,王德辉在荃湾大量发展每单位三四百方尺的小型住宅楼宇,深受市场买家欢迎,逐步奠定了华懋日后在地产界的地位。利氏家族的希慎集团是香港老牌的地产商,早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已是铜锣湾的大业主,战后更开辟利园山,先后建成波斯富街、利园山道、恩平道、新会道、新宁道上的许多住宅楼宇。1981年9月,香港股市牛气冲天,恒生指数第二度冲破1700点大关,利氏家族将位于铜锣湾的5幢收租物业,包括希慎道1号、礼顿中心、兴利中心、新宁大厦及新宁阁等组成希慎兴业有限公司,并在香港上市,集资5亿元。当时,希慎兴业可谓一家纯地产收租公司,拥有出租物业约123万方尺。随着繁荣商业区从核心地带向边缘地区扩散,香港的商场、店铺市道亦有不俗表现,尤其是港岛的湾仔、铜锣湾、北角及九龙尖沙咀表现最理想。从铜锣湾区看,自从崇光百货公司开幕及时代广场落成后,该区人流量急增,吸引了不少大型连锁集团在附近开设分店,令该区店铺租金急升。1994年初,香港商铺租金在全球12个主要城市中已高居榜首。其中,铜锣湾一店铺每月每方尺租金高达3 429元。(见表5.3)铜锣湾香港大厦一个商铺,有买家出价每方尺19万元,后因业主惜售而搁置。这一阶段,香港地产市场需求畅旺,价格大幅攀升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989年中,受到中国内地的政治风波和紧缩经济的影响,香港经济陷入疲弱局面,从1985年起步的楼市升势受阻并掉头下跌,平均跌幅约3成。当时,香港移民潮骤起,中小型住宅楼价普遍被看淡。然而,经过半年多的调整,到1990年中,香港楼价绝大部分已回升至“政治风波”前的水平。及至同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中东海湾战争爆发,市场转持观望态度。不过,受到港府批出第一期公务员置业计划及银行公会两度减息的刺激,楼市应跌未跌。1991年2月底,海湾战争结束,时局从紧张转向平和。当时,通胀高企加强了市民的预期通胀心理,加上2、3月份股市表现优良,引起财富效应。种种原因终于触发积累多时的购买力爆发,香港地产市道遂进入第二次升浪。

在商业楼宇方面,由于供不应求,租售价格亦全面上升,以甲级写字楼租金为例,1968年月租每方尺1.24元,到1973年已上升到月租每方尺4.97元,5年间升幅约3倍。港岛中区一些新建成的甲级写字楼,月租甚至高达每方尺6元至7元。由于中区租金昂贵,部分公司商号逐渐将写字楼迁往湾仔、铜锣湾、上环,甚至九龙。而商业铺位的价格亦从1970年起大幅上升,尤其是繁盛地区的商铺,升势更为凌厉。当时,普通地区商铺月租每方尺约5元至6元,繁盛地区15元至30元,而尖沙咀旅游区则高达100元,出售价格多以月租的100倍计算,即月租5 000元的铺位要价50万元。70年代期间,新世界发展还单独投资或与其他地产公司合作发展了一系列大型地产项目。1973年,新世界购入港岛薄扶林道一幅面积逾80万方尺的地皮,兴建了拥有1 300个高级住宅单位的“碧瑶湾”。新世界还与恒隆集团合作发展港岛地铁沿线各站上盖物业。其中,最瞩目的就是香港会展中心的兴建。1984年12月,就在中英正式签署联合声明之际,郑裕彤与香港贸易发展局达成协议,由新世界投资27.5亿元在湾仔海旁兴建香港最大规模的会议展览中心。这是踏入过渡时期以后香港首个大型商住综合物业发展计划。根据协议,新世界毋须补地价,在计划完成前,新世界代香港贸易发展局支付租金,每年不多于600万元,并付该局7 500万元营运费,计划完成后展览中心若干部分交予贸发局办公,其余物业业权则属新世界。〔11〕长实入主和黄后,即发挥其地产专长,着手筹划将黄埔船坞旧址发展为规模宏大的黄埔花园计划。其实,80年代初,和黄已开始与港府商讨重建黄埔船坞补地价问题,不过,当时地价高企,港府要求补地价金额高达14亿元至19亿元,双方一直无法达成协议。后来,香港前途问题浮现,楼市崩溃,谈判一度中止。1984年9月,中英双方就香港前途问题草签联合声明,投资者信心开始恢复,和黄即与港府展开谈判,同年12月达成协议,和黄补地价3.91亿元,另加道路建筑费2.1亿元。当时,港府之所以肯接受这个低价,是希望藉此刺激香港楼市复苏,港府总注册署署长纪信礼在接受和黄支票时表示:“该项斥巨资重建计划乃有益和有建设性,显示地产商对地产及香港将来充满信心。”

70年代初,香港证券市场进入有史以来的大牛市,呈现空前繁荣,大量地产公司纷纷藉股市高潮在香港各证券市场挂牌上市,并充分发挥股市功能,透过发售新股、配股,将股票在银行按揭贷款,以筹集大量资金发展业务。(1) 地价、楼价大幅上升迅速,投机炽热。自1978年起,香港的地产市道已开始脱离正常的发展轨道,如火箭般上升。以尖沙咀东部为例,地价在3年内上升了六七倍,楼价亦上升了3倍。地价、楼价的攀升,刺激了大量热钱的涌入,南洋资金更是大举入市。当时,香港“卖楼花”制度大行其道,只要缴付5%至10%的订金,便可购得楼花,进行投机,而炒家对政府限制楼花的种种建议,诸如对楼花转让加重抽税等,并不理会,投机炒楼风空前炽热。新澳门葡新京这幅湾仔地王后来发展成著名的中环广场。中环广场楼高78层,楼面面积达140万方尺,总投资超过50亿元,于1989年动工,1992年落成。中环广场不仅是香港及全亚洲最高的建筑物,而且也跻身全球十大名厦。中环广场顶部装有创新的幻彩时计——“丽光时计”,它可说是综合了先进的科技、变幻的色彩、灿烂的灯光、活力的动感、创新的意念以及强劲的魄力于一体,实为香港的写照。从港九各区都可清楚看到中环广场的丽光时计,它成为了国际公认的香港标志。中环广场可以说是黄氏家族、信和及新地引以为傲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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